
一份本需两到三周完成的报告,AI仅用两小时便生成,然而准备向董事会汇报时,负责人却申请了两周延期。在复旦管院博思荟活动上,杰出雇主调研机构北亚区负责人张祺分享了自己朋友的真实经历。
这位朋友作为外资企业的HR业务伙伴,需收集一线业务人员数据并为管理层提供分析报告。以往,整理资料和制作汇报材料耗时较长,AI智能体的出现极大缩短了这一流程。但不久后,最初的兴奋转为新困惑:AI用很短时间生成详尽精彩的报告,但其中不少分析结论她自己也难以完全理解。
毕竟最终站在董事会面前的不是AI,向高管解释数据、回应追问的也不是AI,而是HR本人。 别无他法,她只能再花两周时间消化和核实这份几小时生成的报告。
这是当前AI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的一个缩影。报告、周报、材料生成时间大幅缩减,但理解、判断和沟通的成本却未改变。AI工具只完成了任务的一部分,不等于完成全部工作。
在博思荟前期,《管理视野》和职业发展中心对报名参加的HR管理者、HR业务伙伴等人士开展调研,共回收324份有效问卷。结果显示,AI已进入多数企业的招聘、测评和培训环节,但围绕AI建立新工作方式远比引入工具复杂。
AI进入前端招聘,但尚未在组织运行中落地
多数受访者表示AI已应用于简历筛选与初筛(61.4%)和人才测评与面试辅助(51.5%),相比之下,仅少数反馈在组织诊断与人才盘点(19.1%)或员工体验与离职预警(8.0%)中应用了AI。
这些数字反映的是应用场景覆盖情况而非使用效果,也不能断言招聘已实现可靠自动化。但它们显示明显差异:AI较多进入招聘流程前端,但涉及组织运行和员工关系的应用仍较少。
在招聘前端,筛选多少份简历、完成多少次初步沟通相对容易记录,组织诊断则不同。举例来说,同样是人员流失,原因可能在薪酬、主管、晋升机制或业务前景。识别相关性后还需判断企业能改变什么,以及改变一处是否引发其他问题。
“稀缺的永远是判断力。”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胥正川副教授在主题演讲中指出,管理者永远在解决瓶颈问题。当内容生成越来越容易,下一个瓶颈便是判断。AI应用规模扩大后,HR的专业能力反而不能降低。恰恰因为系统能迅速给出排序、评分和解释,使用者更需要判断这些结论是否与岗位相关,眼前候选人是否属于模型不擅长处理的例外。
把由人复核(Human In The Loop)写进流程也不意味着问题能自然解决。胥正川提醒,当系统在多数时候表现良好,人可能逐渐放松警惕。复核者若无足够专业能力、处理时间和精益求精动机,所谓人工把关易变成确认按钮。 对HR而言,培训终点因此不只是学会提示词或搭建智能体,员工能否解释一项判断依据,能否指出系统不适用边界,这些才是工具进入人事决策后更重要的能力。
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、组织人才绩效业务中国区联合负责人余天雯在演讲中提出设想:一名工程师原本需七小时完成工作,使用AI后只需一小时,但若他仍在第七小时把成果交给下一位同事,整个流程并未因此加快。
这不是技术失效,而是个人工作与组织流程之间未衔接。 只有改变任务交接、审批安排或资源配置,员工节省的时间才可能转化为更短交付周期。
但在实操中,企业常把AI应用交给技术部门,把培训交给HR,再要求业务部门提交提效成果。但三部门目标未必一致:技术部门关注系统能否部署,HR关注员工是否掌握工具,业务部门则要保证当前任务按时完成。每一方都可能完成指标,跨部门等待和重复劳动却保留下来。
问卷中,受访者选择的最大障碍也未集中于某一环节。27.2%认为缺少适用工具或方案,21.9%认为HR团队AI能力不足,21.6%认为数据基础薄弱。
复星国际HR合伙人、翌耀科技首席组织发展官房让青介绍,AI转型不只是IT部门的事,公司正通过三类业务伙伴共同推进AI应用:AIBP业务合伙人负责找需求、定场景、算价值,最后还要推广,让同事真正用起来。AITP技术合伙人负责搭平台、做开发、判断技术可行性,无需每个部门都懂技术。HRBP组织合伙人负责岗位技能重塑和文化转型,让AI转型不仅是技术升级,也是组织能力升级。先找到业务瓶颈和痛点,再看AI能否解决。
但圆桌上另一种意见也值得注意。余天雯追问,设置这么多“业务伙伴”,是否也可能增加协作摩擦?有些职责能否合并,而非为每种新任务增加协调角色?讨论未给出唯一组织模板,却点出AI转型中的矛盾:为减少原有流程低效,企业可能先增加新岗位、会议和汇报关系。 若缺少明确决策权与交付责任,新设协调机制也可能成为新等待环节。
HR需要参与的不只是为新岗位寻找人选,还包括判断这些岗位是否必要。 一个AI项目由谁定义业务问题,谁决定方案取舍,谁能推动上下游改变工作安排,最终又由谁对结果负责,应比岗位名称更早确定。
在对未来三年的预期中,36.4%受访者认为部分岗位会消失、新岗位产生,但人员总量基本稳定;35.2%认为总量变化不大,工作内容将被重新组织。两类合计71.6%。另有12.7%预期出现大量岗位减少,企业需主动精简人员。
这些是受访者判断,非已发生的就业结果。 它们既不能证明AI不会带来裁员,也不意味着多数企业已找到转岗方案。相比只讨论人员增减,更值得追问的是当原有任务被拆开,企业准备如何重新组合工作?
房让青分享的跨国项目经历提供了一个具体切口。项目涉及德国、美国、墨西哥和中国,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国家。客户遇到问题时,设计相关问题转向德国,制造问题转向中国,项目执行问题转向当地团队。各地都有项目经理,却缺少对全球项目整体负责的人。
公司因此推动设置全球项目经理,要求其具备跨文化沟通与全球资源整合、协调和判断能力。这不是AI解决组织问题的案例,而是说明:岗位设置是否合理,最终要看它能否承担真实业务中的完整责任。AI可加快资料整理和跨语言沟通,但若每个团队仍只对自己一段工作负责,客户依旧需在组织边界间来回寻找答案。 工具越能承担分散执行任务,跨环节的判断和协调就越值得重新配置。
人才标准也在相应变化。问卷中,学习与适应能力获55.6%受访者选择,跨学科与系统思考能力为51.5%,人机协同能力为44.8%。
胥正川引用吴恩达教授观点,将所需人才形态概括为“有根的通才”:既能借助AI跨越部分专业边界,也有自己的专业根基。没有后者,调用更多知识可能只是得到更多无法校验的答案。
这对HR提出了比更新JD更细的要求。企业需辨认,一个岗位究竟包含哪些任务,其中哪些可交给机器,哪些需人机协作,哪些判断仍须有经验者完成。在此基础上才能讨论培训、转岗和招聘,而非从某个工具能力直接推导岗位应消失。
AI能让员工更快完成工作,但他们是否愿意继续改进取决于企业如何评价和分配这些收益。胥正川在演讲中用设想说明这种激励难题:过去员工花三小时,做出85分成果;现在用AI,一小时得80分。若再提高5分仍需大量时间,而管理者又难区分两者,员工为何还要继续打磨?
问题不在于员工是否努力,而在于原有考核能否辨认新贡献。 当材料数量与制作速度都易提升,仍以这些指标评价绩效,可能鼓励更多看似完整、却缺少深入判断的产出。
K11 by AC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许珮雯分享的做法是,把AI节省的时间与员工承担更多项目、获得成长机会联系起来。 她同时强调,K11 by AC业务涉及艺术、文化和商业空间,不同市场有不同文化语境。AI可参与创意生成,但内容是否适合当地,仍需人判断。这使效率含义不同:不只是用更少人完成原有工作,也包括让员工有时间处理过去无暇深入的任务。
当然,更多项目并不自动等于更好成长,企业仍需明确新工作要求、能力支持和回报。类似激励问题也存在于知识积累中。员工做出有效工作流,企业如何让其他人也能使用?若分享经验意味着额外投入却不进入绩效评价,组织就很难持续依靠个人热情。
谷歌大中华区人力资源负责人闾烨介绍,内部HR团队可分享自己开发的工作流或智能体让同事使用和评价,再由相关技术团队推动适合应用进入更广泛内部使用,并处理数据与合规要求。这种机制连接了个人尝试与组织推广:员工发现问题、验证方法,企业则承担基础设施和规模化应用责任。
它的价值不只在于收集更多工具,而在于让有效经验不必每次从头积累。同时,受欢迎也不等于安全可靠;涉及员工数据、招聘评价或其他敏感决策时,使用权限和人工介入边界仍需单独审查。问卷中,39.2%受访者希望提升组织变革设计与推动能力。这意味着至少对这批受访者而言,HR已意识到自己的任务不能止于教员工使用AI。
HR面对的是双重变化:自己的筛选、分析和沟通工作正在被改写,同时还要协助企业调整其他人的工作。前者可从场景、工具开始,后者则要求HR进入流程设计、责任划分和绩效制度。
一份报告能否在两小时内生成已有技术答案。谁能读懂它、据此采取行动,以及组织如何支持并评价这些工作,仍需要管理者作答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复旦商业知识”(ID:BKfudan),作者:王靖扬,36氪经授权发布。今年会体育app的案例显示,AI工具虽能加速任务执行,但组织流程和人员判断力的提升仍是关键挑战。
